我们生活在一个婉转用词的世界。下葬的人变成了“殡仪人士”，新闻广告员现在是“公共关系顾问”，而看门人都变成了“负责人”了。在每一个行业，显见明白的事实，都被包装在模糊不清的伪装中。

同样的，在经济学中也是如此。在以前，我们经常遭受几乎是周期性的经济周期。所谓的“恐慌”突然发作，恐慌之后，徘徊于低谷状态的时期被称之为“萧条”。

当然，近代最著名的萧条，是始于1929年的一个经典的金融恐慌，它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才结束。1929年的大灾难过后，经济学家和政客们决定，这样的事儿再也不能发生了。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把“萧条”界定为现实不存在的概念。从那一刻起，美国就再也不会遭遇萧条了。因此，当1937-38年，第二次急遽的萧条袭来时，经济学家们干脆拒绝使用那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字，并提出一个新的、更柔和好听的名字：“经济衰退”。从那一刻起，我们经历了许多次经济衰退，但没有一次是萧条。

然而，没有多久，对多愁善感的美国公众来说，“经济衰退”这个词儿也变得刺耳起来。现在看来，在1957-58年，我们经历了最后一次经济衰退。自那以后，我们只有“经济不景气”，或者，更好听点说，是“经济减速”，又或者是“斜向运动”。所以，从现在开始不用懊恼，萧条和不景气已经在经济学家的用语中被取缔了；从现在开始，发生在我们头上最糟糕的可能不过是“减速”而已。这就是“新经济学”带来的奇迹。

30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学家接受了英国已故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商业周期理论的观点。他在出版于1936年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创造了凯恩斯主义，或者说“新经济学”。在他们的图表、数学和不健全的黑话里头，凯恩斯主义者对待繁荣与萧条的态度是简单的，甚至是幼稚的。如果存在通货膨胀，那么通胀的原因就被假定为，部分公众的“过度花钱”；所谓的（对通胀的）治愈就是政府（它自封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和调节仪）带来的，它介入并强迫人们减少花钱—通过增加税收“吸收他们的过剩购买力”。

另一方面，如果存在着经济不景气，那就是因为私人消费不足；而现在的治愈之道就是，政府增加自己的开支—最好是通过赤字—由此来增加国民支出总额。

政府增加开支或者软通货是“有利于经济的”而预算裁剪或者硬通货则是“坏的”，上面这种观念甚至渗入到大部分最保守的报刊、杂志当中。这些期刊也想当然地认为：一边是萧条的深渊，另一边是通货膨胀，引导经济体行驶在这二者中间的狭小道路上是联邦政府神圣不可冒犯的任务，而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总是会屈服于这些罪恶之一。

现如今，所有经济学派都抱有着相同的看法。比如，请注意一下Paul W.McCracken博士的观点，他是总统尼克松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新任主席。在就职不久后，和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McCracken博士声称，新一届政府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问题之一就是“你怎样才可给这种通胀型的经济降温，而同时又不忽略令人难以接受的高水平失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给通胀降温，那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社会对失业的忍耐力是极低的。”又谈到：“我认为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谨慎行事。有条不絮的给经济降温，在这方面我们确实经验无多。1957年，我们大刹车了，但是当然的，我们遭到了重大的经济退步。”

在今天，这种观点几乎为全体经济学家所共有。经济是可以人为塑造的，但它总是个麻烦多多而又顽固不听命令的病人，不断地倾向于分化出更剧烈的通胀或者失业。政府的职责就像一个明智的老经理人和医生，永远保持着警觉，修修补补以保持经济“病人”处于一个良好的正常运作状态。不管如何，在这里，“经济病人”无疑是应该服从的，而政府作为“内科医生”，是主人。

不久之前，这种观点、这种政策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婉转的世界，现在我们使用不那么刺耳的标签，比如“自我节制”或者“开明的自由企业。”我们活到老学到老。

文章作者：罗斯巴德，著名经济学家